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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集团成立之后，顾长根没有急着庆祝。他把各厂厂长留在深圳开了三天会，把集团的管理架构定下来。第一天定架构。集团设总经理一名，由白玲担任。副总经理三名，高晋管生产，老周管财务，李敏管安保。各大区设大区经理，由原来的大区总管升任。各厂设厂长，向大区经理汇报。白玲在台上把架构图挂出来，底下的人看了半天，有人问了一句：“大区经理管几个厂？”
白玲指着图说：“华南大区管深圳、广州的六家厂。华东大区管上海、南京、青岛的五家厂。华北大区管北京、天津的四家厂。华中大区管武汉、长沙的三家厂。西南大区管重庆、西安的三家厂。东北大区管沈阳、大连的四家厂。每个大区经理配两个副手，一个管生产，一个管财务。各厂厂长只管生产，原料和订单由大区统一调配。”
台下的人算了算，六个大区经理，加上副手，加上各厂厂长，管理岗位多了一倍。老周坐在底下小声跟旁边的李厂长说了一句：“以前一个厂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多了一层管着，会不会碍手碍脚？”
李厂长摇了摇头：“碍手碍脚总比各干各的强。以前我们厂缺原料，得自己派人去广州找针织厂调，人家还不一定给。现在大区统一调配，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第二天定标准。顾长根亲自上台，把一套质量手册放在桌上，翻开第一页。
“各厂的产品，从今天开始，统一走三保的标准。布料按香港的质检标准走，电子元器件按荷兰的标准走，奶粉按德国的标准走。谁的产品不达标，一律退回返工，返工费用厂里自己承担。连续三个月不达标的，厂长降级。”
台下一片安静。老周举了举手：“顾老板，我们的布现在按香港标准走，没问题。但电子厂那边，荷兰的标准比香港还高，他们得重新调设备。”
顾长根点了点头：“调。设备不够的，集团出钱买。技术不够的，集团派人教。三个月之内，所有的厂都得达标。谁拖了后腿，大区经理连坐。”
第三天定分配。白玲把集团的利润分配方案念了一遍：各厂利润的六成上缴集团，四成留厂里发奖金和搞福利。上缴的六成里面，三成用于集团扩张，两成作为储备金，一成作为各厂设备更新基金。
老周又举了举手：“六成上缴，会不会太多了？我们厂刚刚回本，工人奖金还没发几个月呢。”
白玲把方案翻到第二页：“上缴的六成里面，有一成是设备更新基金。哪个厂要换设备，从基金里出钱，不用自己掏腰包。另外，集团扩张之后，新厂赚的钱也会分给老厂。你现在上缴六成，等集团开到五十家厂的时候，你分到的钱比现在多得多。”
老周算了算账，没再吭声。
三天会开完，各厂厂长回了各自的城市。高晋从深圳飞了北京，把华北大区的事理顺了。老周从深圳飞了上海，把华东大区的财务管起来。李敏从深圳飞了武汉，把华中大区的安保重新排了一遍。白玲坐镇深圳，每天接各厂打来的电话，处理各种突发问题。
集团运转起来之后，第一个月就见了效果。上海机械厂接到一批出口订单，自己产能不够，一个电话打到南京电子厂，南京那边调了两条线过来帮忙，三天就把货赶出来了。以前这种事得厂长之间私下商量，现在大区经理直接调配，快了一倍。深圳服装厂缺布料，从广州针织厂调，当天调当天到。以前得等卡车排队过口岸，现在物流中心统一安排，提前一天就把货备好了。
顾长根有一次去深圳看物流中心，站在仓库里看着工人往集装箱里装货，转头跟白玲说了一句：“集团一成立，效率确实上来了。以前各厂各管各的，现在一个电话就能调动半个大区的产能。这才叫集团。”
白玲把报表递给他：“效率上来了，成本也降了。上个月各厂的平均成本比前一个月降了一成半。利润多出来两成。”
顾长根翻了翻报表，点了点头：“降下来的成本，一部分让利给客户，一部分投到研发上去。各厂不能光靠换设备吃饭，得自己会改进设备。让老周在上海设一个技术组，专门研究怎么把进口设备改得更好用。改出来的成果，各厂共享。”
老周在上海接了这个任务，从各厂抽了十几个老师傅，成立了一个技术组。技术组的第一项任务是把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改一改，让它能加工更复杂的零件。老师傅们蹲在机床前面研究了两个月，改了刀具和夹具，加工范围扩大了三分之一。改出来的方案发到各厂，各厂照着改，省了一大笔买新设备的钱。
到了1984年秋天，三保集团的厂子已经超过了四十家，遍布十几个城市。工业品和消费品两条线并排跑，出口和内销两个市场同时做。各厂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顺，大区管理越来越成熟，物流和外贸渠道也跑通了。
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各厂报上来的季报，白玲在旁边算账。算完之后，白玲把笔放下，看着顾长根：“四十家厂，前期投入的设备款和驻厂师傅的工资，加上物流中心和外贸公司的费用，总共超过了六亿港币。全部回本了，开始净赚。”
顾长根把报表放下，平静地开了口：“回本了就好。接下来该考虑一件事——把内地的厂子再扩一圈。这次不光是工业城市，得往资源富集的地方走。山西的煤、内蒙古的稀土、云南的锡、贵州的铝，这些东西内地有，但开采和加工的设备跟不上。我们带着设备进去，跟当地的矿厂合作，把资源加工成半成品，再运到沿海的厂里做成品。这样成本还能再降一截。”
白玲把话记下来，第二天就开始安排。高晋从北京飞了太原，跟当地的煤矿谈了合作。李敏从武汉飞了昆明，跟当地的锡矿谈了合作。老周从上海飞了贵阳，跟当地的铝厂谈了合作。各矿厂的设备从香港运过去，师傅从沿海的厂里调过去带。三个月之后，第一批加工好的半成品从山西、云南、贵州运到了沿海的厂里，成本比从国外进口低了四成。
到了1985年春天，三保集团的厂子已经超过了五十家，分布在二十多个城市，从沿海到内陆，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消费品到资源加工，覆盖了十几个行业。各厂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顺，大区管理越来越成熟，物流和外贸渠道也跑通了。
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各厂报上来的产量报表，白玲在旁边算账。算完之后，白玲把笔放下，看着顾长根：“五十多家厂，前期投入的设备款和驻厂师傅的工资，加上物流中心和外贸公司的费用，总共超过了八亿港币。全部回本了，开始净赚。今年的利润预计能超过两亿港币。”
顾长根把报表放下，平静地开了口：“两亿港币的利润，不要分。全部投回去，再扩产能。另外，让霍雨桐把奶粉厂再扩两条线，内地的奶粉市场比我们预想的还大。让老周在上海再设一个研发中心，专门研究怎么把进口设备国产化。国产化之后，成本还能再降三成。”
白玲把话记下来，忽然问了一句：“长根，内地的厂子铺了这么多，接下来该往哪走？”
顾长根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维多利亚港。远处海面上，一艘挂着巴拿马旗的货轮正在缓缓进港，船上装的是从澳洲运回来的铁矿石。顾长根看了好一会儿，转过头来：“接下来该把内地的厂子和香港的港口连起来。内地的产品从深圳口岸出口，走我们的船队，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口到全球。整条链子连起来，成本还能再降一截。另外，让高晋去一趟海南，看看那边有没有合适的港口。海南要建省了，政策会比内地还松。提前布局，等政策一落地，我们就是头一批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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