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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的除夕夜薛朗是在宿舍里度过的。晚上从食堂打包了饺子回来，打开饭盒盖子放在桌上，旁边摊着《雪》最后一章的稿纸。他吃完饺子之后没有收碗，就那么坐在桌前，就着台灯的光看着最后那几页空白。窗外的鞭炮声比往年小了些，大概是禁燃的政令渐渐铺开了，偶尔响一两声就歇下去。薛朗在安静的间歇里拿起笔，在最后一章的开头写下了第一句话：“五年的冬天叠在一起时，风的声音变成了同一个调子。“
然后他继续往下写。那些重叠的冬天在纸面上慢慢分出了层次：第一年的茫然、第二年的习惯、第三年的安稳、第四年的远望、第五年的回望。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深度，但都是同一场雪积出来的。他写到了沙柳每年的生长刻度，写到了郭胜豪从十五岁到二十岁的轮廓变化，写到了钟启东那双从握枪到握花剪的手。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笔速慢下来，像一条河在入海口放缓了流速，等纸面上的水分慢慢渗进页底。
他写最后一段时停了三次笔。每一次停笔都抬起头看看窗外，喀什除夕的夜在安静与零星的鞭炮声之间摇晃着，远处的路灯在薄雾里晕成一团橙黄。他第三次停下笔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心里那个关于终点的问题已经不需要回答了，因为终点从来就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扇开着的门。他低头在纸上写下最后几个字：
“山口永远在那里。它不会等人，也不会走。只是站在它面前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一茬都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石头缝里，留给下一个路过的人去捡。“
他搁下笔的时候台灯的光晕在纸面上摊开成一个暖黄的圆。薛朗靠着椅背闭上眼睛，耳边是窗外渐渐稀落的鞭炮声和远处车辆偶尔驶过的胎噪声。他在那些声响中坐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把最后一页稿纸跟前面的章节理好顺序，整沓稿纸拿在手里掂了掂——大约四公分厚，是他在这半年里一个字一个字填满的。他把稿纸放进牛皮纸袋里，合上袋口，放在了书架第二层最中间的位置。旁边是那本空白的笔记本，再旁边是两本出版的书。四本书在书架上站成一排，空白的算一本，还没出版但已经写满的算一本，出版的两本。它们并排立着的时候，书脊的高度参差不齐，但间距匀称，像是同一个家庭里不同年龄的孩子。
他在书架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关了台灯走到窗前。喀什的除夕夜比红其拉普的除夕夜亮一些，远处居民楼的窗户里透出星星点点的灯光，近处路灯把院子里的白杨树照出清晰的剪影。他把额头贴在微凉的窗玻璃上，感受着那股凉意从前额渗进皮肤。他在想——红其拉普此刻的值班室里，刘建军大概正蹲在新苗旁边跨年，王宗汉还在灶台边守着锅，哨所门口的沙柳裹着草帘子站在月光下。他隔着六百公里的黑夜望着那个方向，像望着一个同时在进行的另一个版本的除夕。
他在窗边站够了，拉好窗帘回到床上。被子裹紧的时候他感到胸口的那叠稿纸隔着衣物和棉被的重量压在肋骨上面——他还没把它放到抽屉里，就放在枕头旁边了。他在黑暗中伸手摸了一下牛皮纸袋的边缘，薄而硬，温度跟他的掌心相平。他收回手翻了个身，面朝墙壁的那一侧，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慢慢沉入睡意，枕边那沓稿纸在黑暗里静立着，等着天亮之后被翻开。
元月中旬薛朗把《雪》的手稿寄给了李建国。寄之前他把稿子通读了一遍，改了几处标点和两个别字，然后装进牛皮纸信封里用胶水封好。在信封背面他写了一行：“写完了。比预想中短一些，比预想中重一些。“
寄走之后的那段日子他的生活重新变得轻缓起来。没有稿子压着赶，每天的时间忽然多出了两三个小时的空隙。他开始在傍晚走更远的路，从军区大院走到喀什老城边缘再绕回来，边走边看路边的门面和行人。他带着相机拍了一些照片，但更多的是不带相机地走，让目光停留在某处片刻然后移开。
二月初钟启东打电话来说李子树的早花苞鼓了。薛朗在周末去了家属院，那棵李子树果然在枝条顶端顶出了极小的浅粉色花苞，还没有开，但鼓鼓的，像被春天的气息撑满了。钟启东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今年开得早“，然后站起来回屋拿水壶浇水。薛朗蹲在原地继续看那些花苞，每一个都裹得紧紧的，但颜色已经开始从冬天那种深褐向浅粉过渡。他盯着其中最大的那个看了将近一分钟，感觉到一种几乎静止的、缓慢的力量正在花苞内部积蓄。
晚饭的时候嫂子在桌上说：“等杏花开了叫胜豪一起来吃顿饭。他在喀什还没见过春天呢。“钟启东嗯了一声算答应。薛朗在心里记下了——杏花开的时候，郭胜豪在喀什的第一个春天就到了。
二月底杏花开的时候郭胜豪正好调休。三人一起去了家属院，那棵老杏树满枝的花苞已经炸开了，淡粉色的花瓣密密地攒在枝条上，远看像一团粉白色的云。花瓣在微风里飘落，落了满地的碎粉，花圃里去年番茄的枯藤还留着，但新芽已经从土里冒了出来。三人站在杏树底下抬头看了一会儿，郭胜豪伸手接了一片落在掌心的花瓣，翻看了一下又轻轻吹掉了。
“喀什的春天比阿克苏的早。“郭胜豪说。
“早一个多月。“薛朗说。
“那我以后每年春天都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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