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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号楼盖到第八层的时候，李穗满手里有了三千块钱。不是突然攒下的，是一块一块攒的。从去年八月来到省城，到现在整整一年零两个月。第一个月挣了四百六十五，寄回家三百，自己剩了一百多。后来工钱涨到一天二十，又涨到一天三十，再后来当了主施工员，一个月能拿到一千出头。他每个月都往家寄钱，少的时候两百，多的时候五百，自己只留吃饭和买日用品的钱。就这样一块一块地攒，攒到今天，枕头底下的手绢包里终于有了三千块。
他把钱从手绢里取出来，一张一张地铺平。大多是蓝灰色的百元大钞，也有几张五十的和二十的，边角都被压得平平整整的。他把钱分成几沓，又一沓一沓地摞在一起，然后重新包进手绢里。手绢还是那条蓝底白花的旧手绢，洗得褪了色，边角磨出了毛边，但包钱的动作和一年前一模一样。
三千块能干什么？他在心里盘算过很多遍。寄回家，够母亲两年不种地。存起来，够在村里盖半间新房。但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是让这三千块变成六千块，变成一万块，变成更多。工地上的活计教会了他一件事——钱是死的，只有让钱转起来，它才会生钱。
郑师傅说他这想法“不像个种地出来的”。老孙说他“心太大”。赵大河什么也没说，只是问他饿不饿，要不要去吃碗面。
面。
李穗满把那个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缸子还是那个缸子，“安全生产”四个红字已经蹭掉了半边，底边磕出了两道裂纹，但还没漏。他看着缸子上的裂纹，忽然想起省城那个夜晚，他和赵大河站在街边面馆门口，看着那个老师傅揉面。面团在他手里翻过来覆过去，摔在案板上砰砰地响。那时候他就想，这人手艺真不赖，一天得卖多少碗。
“大河。”他叫了一声。
赵大河从上铺探下头来，“嗯？”
“省城人是不是都爱吃面？”
“啥？”赵大河被他问得莫名其妙，“你问这个干嘛？”
“随便问问。”
“那肯定爱吃啊，你看街上到处都是面馆，拉面的刀削面的烩面的，啥面都有。”赵大河把头缩回去，翻了个身，“穗满你最近老问些怪问题，是不是看图纸看魔怔了。”
李穗满没解释。他躺下来，把手枕在脑袋底下，看着铁皮顶子上那一明一灭的红色光影。街边面馆门口揉面的老师傅、工地食堂里排长队打饭的工人、省城夜市里熙熙攘攘的人流——这些画面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慢慢地拼成了一幅新的图景。
他在工地附近已经看了一阵。这片开发区在省城东边，周围除了工地就是荒地，但人不少——光是他们这片工地就有三四百号工人，隔壁还有两个更大的工地。这么多人每天三顿饭，食堂只管工地上的，早饭和晚饭很多人都在外面解决。但工地附近的面馆只有一家，开在化工厂旁边的那条街上，味道一般，价钱不便宜，每到晚上还是挤满了人。
第二天下午，他去找郑师傅。
郑师傅正坐在小屋里修一把旧卷尺。卷尺的弹簧松了，尺子拉出来收不回去，他用一把小螺丝刀撬开外壳，把弹簧重新绕紧。旁边桌上放着一个刚泡了茶水的搪瓷缸子，热气袅袅地升着。
“郑师傅，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说。”郑师傅头也没抬。
“我不想在工地上干了。”
郑师傅的手停了一下。他把螺丝刀放在桌上，抬起头来，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为什么？”
“工地上挣钱不慢，但再往上走就难了。我算了，就算我干到施工员、干到项目经理，一个月最多也就三四千。我想自己做点事。”
“做什么？”
“开面馆。”
郑师傅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茶缸放下来，“你一个工地上的小工头，连厨房都没进过几回，开什么面馆？”
“我娘会做面。我从小吃到大，帮她打下手，揉面擀面都会。到了省城之后，工地上不少工友吃不惯食堂的饭，常去外面找面馆。但最近的也要走一刻多钟，味道还不行。”李穗满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摊开来放在桌上。那是他自己手画的一张图，上面用铅笔标出了这片工地周围所有的店铺位置，用红笔圈出了面馆的位置，旁边注了一行字：“唯一一家，味道一般，价格偏高，晚间客满。”
郑师傅低头看着那张图，沉默了很久。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个的？”
“有一阵了。工地附近的工友吃饭不方便，我看他们宁可多走几里路去街上吃，也不愿意在食堂多待。”
“面馆的地段你看了？”
“看了三个地方，化工厂旁边那个最合适——离工地近，人流量大，那家老面馆味道一般，拼不过手艺好的新店。”
郑师傅拿起茶缸，抿了一口水。窗外的搅拌机还在轰隆隆地响，那声音已经成了这片工地的背景音，不仔细听反而注意不到。过了好一会儿，他放下茶缸，“你这一步，跨得有点大。”
“我知道。”
“你手头那点钱全砸进去，万一赔了，可就全没了。”
“我也知道。”李穗满说，“但我想试试。”
郑师傅看着他那张图，用手指沿着那几个红圈一个一个地摸过去，然后停在那行小字上——“晚间客满”。“晚上去吃过好几回了吧？”他问。
“嗯，每次去都坐满了人。”
“人满不代表好。你有没有想过，它人满是因为附近没别的选择？”
“想过。所以我才觉得有得做。没人跟它争，它就那么一个味道、一个价钱，客人来是因为没别处可去。要是有个味道更好的、价钱更实在的，客人凭什么还在它家挤？”
郑师傅把那张纸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然后还给他，“你娘做的面，真那么好？”
“您要是尝过就知道了。”李穗满说，“我妈揉出来的面，筋道，放多久都不坨。她的汤底是骨头和鸡架熬的，不加味精，但比加了味精还鲜。”
郑师傅把茶缸端起来又喝了一口。窗外有人喊他去验收钢筋，他应了一声，站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来，“面馆开了，第一碗面请我。”
李穗满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定。”
离开郑师傅的小屋，李穗满又去了化工厂旁边那条街。那家老面馆已经开了灯，昏黄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照得门前的石板路上有一片油亮的光。几个穿着工装的工人坐在里面的条凳上，呼噜呼噜地吸着面，额头上冒着热汗。
他站在对面看了很久。不是看它的生意有多好，而是看它的每一个细节——门口堆着的面粉袋子是不是受潮了，师傅揉面的手法利不利索，浇头的量给得足不足，碗筷洗得干不干净。这些细节郑师傅教不了他，但他可以在对手身上找到答案。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夜色里。
那天晚上收工之后，李穗满去找了赵大河。赵大河正蹲在工棚门口啃西瓜，西瓜是跟几个工友凑钱买的，切得歪歪扭扭的，汁水淌了一地。他看见李穗满走过来，举起一块西瓜，“穗满吃瓜！”
李穗满接过西瓜啃了一口，蹲在他旁边，“大河，我要开面馆了。”
赵大河一口西瓜差点呛进气管里。他咳了好几声，西瓜汁顺着下巴往下淌，瞪着眼睛看着李穗满，“你再说一遍？”
“开面馆。就在工地旁边的街上。”
“你疯了？”赵大河把西瓜皮往地上一摔，“你好不容易当上主施工员了，一个月一千多块的工钱，说不要就不要了？”
“不是马上就不要。面馆要筹备，可能得一两个月。工地上的活也不能马上就辞了，我想找马工头商量，看能不能转成半天的班，剩下的时间准备面馆的事。”
“那要是面馆赔了呢？”
“赔了就赔了。”李穗满咬了一口西瓜，“三千块，赔光了我再回工地上搬水泥。”
赵大河看了他半天，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认识李穗满太久了，知道这个人一旦决定了的事谁也拉不回来。就像高考差十二分说不念就不念了，就像刚到工地就跟着郑师傅学图纸谁也劝不住。这个人的脑子跟他们这些普通人长得不一样，总是在想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
“你娘知道不？”赵大河最后问了这么一句。
“还没写信。明天写。”
“你娘肯定说你胡闹。”
李穗满没反驳。他心里清楚，母亲不会拦他，母亲从来不会拦他做任何决定。从他不念书到去省城打工，从他学图纸到当主施工员，母亲都只说一句“想好了就行”。但她会在心里替他担着所有的风险，就像她当年把那八百块钱塞到他手里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钱一层一层地打开，一张一张地铺平。
第二天中午，李穗满去找马工头。马工头正在工地办公室里吃盒饭，面前摊着一张施工进度表，一边吃一边用铅笔在上面画圈。李穗满把来意说了。马工头放下筷子，点了根烟，抽了好几口没说话。
“穗满，你是个好苗子。”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不少，“我干工地这么多年，见过的新人少说有几百个，像你这样肯学肯干的不超过三个。我本来打算七号楼干完了，给你报个名去考施工员证，将来能当项目经理。你这一走，这条路就断了。”
“马哥，我不是不干了。我想跟您商量，能不能转半天班。”
马工头摆了摆手，“工地上没有半天班，你比我清楚。七号楼还在往上盖，底板浇完只是打了个底，上面还有十几层，每一层都离不开主施工员。你干半天，另外半天我找谁替你？”
李穗满沉默了。
“不过，”马工头弹了弹烟灰，“你要真想干，我也不拦你。开面馆是正经事，比在工地上卖力气有出息。你准备两个月，两个月之后你辞工，我找人接你的位置。”
“谢谢马哥。”
“别谢我。”马工头把烟头扔进饭盒里，滋的一声灭了，“你这两年没给我丢过人。有始有终就好。”
李穗满点了点头，转身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马工头又开口了。
“穗满。”
“嗯？”
“面馆开了，留个位置。我媳妇做菜不行，我得有个吃面的地方。”
李穗满笑了一下，“第一碗面请马哥。”
那天晚上，李穗满坐在床沿上，把枕头底下的手绢包又拿出来看了一遍。三千块，包在那块洗得发白的蓝花手绢里，放在心口的位置，焐得温热。他想起一年前，母亲把八百块推到他面前的时候，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他。
那八百块让他在这里活了下来，学到了本事，攒下了这三千块。现在这三千块，要带他去一个全新的地方。他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但他知道，如果他娘在这里，她还会说那句话——想好了就行。
他拿出纸笔，开始给母亲写信。这封信写得很长，比以往任何一封都长。他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写了下来，没有隐瞒任何风险，也没有夸大任何希望。写到末尾，他停了一下，然后一笔一划地写下最后几个字：
“妈，您别担心。万一赔了，我就回去跟您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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