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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会议室的椭圆桌旁，坐了十几个人。红光纺织厂的改革方案摊在每个人面前，十几页纸，马冬梅和班子成员熬了一个星期才赶出来。马冬梅站在汇报席上，把方案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引入民间资本、出让控股权、考核上岗、多劳多得——每一项她都掰开了揉碎了说，说到最后嗓子都有些哑了。
话音刚落，轻工局的刘副局长先开了口：“马厂长，你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把厂子卖给私人嘛。红光厂是国有资产，六百多万的家底，你说让就让了？这要是传出去，上面追查下来，谁担这个责任？”
马冬梅攥着讲稿解释：“刘局，不是卖掉，是引入资本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红光厂保留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还有一票否决权……”
“一票否决权？”国资委的老周打断她，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嘲讽，“人家拿了控股权，经营权、销售权全在手上，你那一票否决权顶什么用？否决了人家就不干了？到头来还不是人家说了算？”
“可要是不给控股权，人家根本不会投钱啊。”马冬梅的声音有些发急，“我们跑了市里、省里，都没有专项拨款。主管单位明确答复让我们自谋出路。不引入资本，厂子只有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也比贱卖国资强。”刘副局长冷哼一声，“红光厂建厂的时候，那些老工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你说交就交了？”
马冬梅深吸一口气，压下喉头的酸涩：“刘局，那些老工人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上个月生活费，还是我到处借的。再拖下去，他们连年都过不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人事局的老钱摘下老花镜，慢条斯理地说：“方案里还写了考核上岗，不合格的就要离岗。马厂长，这八百多号职工，你说淘汰就淘汰？他们为国家干了一辈子，临了临了让你一脚踢出去？”
马冬梅嘴唇发颤，声音却努力稳住：“钱主任，不是踢出去。是引入资本以后，会有新的考核制度，多劳多得，能干的上岗，不能干的……”
“不能干的怎么办？”老钱盯着她，“你给他们发遣散费？县里没钱。你买断工龄？谁出这个钱？”
马冬梅张了张嘴，答不上来。
从会议开始，县长綦延年就靠在椅背上，半阖着眼睛，像是闭目养神，又像是漠不关心。直到这会儿，他才慢慢坐直身子，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清了清嗓子。
“马厂长为红光厂操的心，大家有目共睹。”他的语气不紧不慢，四平八稳，听不出任何倾向，“不过呢，红光厂的改革牵涉面太广，涉及国有资产处置、八百多职工的饭碗，不是小事。稳妥起见，还是要慎之又慎。”
他环视一圈会议室，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了一瞬，最后落在李承霄身上。
李承霄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从开始到现在一个字都没说过。他面前的方案没有翻开，手里的笔也没有动过。
“李书记，”綦延年的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您的意见呢？”
李承霄抬起眼，淡淡开口：“既然意见不统一，那就举手表决吧。”
綦延年微微一愣。他本以为李承霄会跳出来为方案站台——毕竟马冬梅这些天上蹿下跳，背后站的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可李承霄居然直接推给表决？这是在撇清关系，还是在等着看笑话？
“也好。”綦延年点点头，“那咱们就民主集中，举手表决。同意红光厂改革方案的，请举手。”
马冬梅第一个举起手。
然后……会议室里再没有第二只手了。
三秒。五秒。綦延年等了等，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满意：“反对的，举手。”
十几只手陆续举了起来。刘副局长、老周、老钱、还有好几个局长副局长，全都举了手。
李承霄没有举手。不是同意，也不是反对。他就那么靠坐在椅背上，双手交握搁在桌上，仿佛这场表决跟他毫无关系。
綦延年看在眼里，笑容深了几分：“不同意的占多数。方案不通过。”
他转头看向马冬梅，语气温和得像在安慰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马厂长，回去再完善完善，等时机成熟了再上会。”
马冬梅站在汇报席上，手里的讲稿攥得紧紧的，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李承霄是第一个走出会议室的。他没跟任何人说话，也没多看马冬梅一眼。
马冬梅收拾好桌上那十几份被否掉的方案，低着头快步跟了出去。她知道李书记一定有话说，但她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果然，走廊尽头，李承霄停下脚步，侧头看了她一眼。
“你们红光厂，外边有没有人欠你们的债？”
马冬梅一愣，下意识答道：“有……三角债，主要是省里几个兄弟单位，欠了大概一百四十多万。”
“有账目吗？”
“有。”
“欠条、合同、往来凭证，全不全？”
“全都留着，一笔一笔都有据可查。”马冬梅说完，忍不住问，“李书记，您是让我……”
李承霄转过身，看着她：“方案不批，工人就不吃饭了？你们厂现在不生产，八百多人闲着也是闲着。把你厂里最泼辣的、嗓门最大的、豁得出去的妇女组织起来，五十人一组，拿着欠条，直接去欠钱的单位门口堵着。”
马冬梅瞪大了眼睛：“堵……堵门？”
“对，就住在那儿，吃他的食堂，喝他的热水，什么时候给钱什么时候走人。”李承霄的语气平淡得像在交代一项普通的公务，“不用怕闹大。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又不是去抢，是去要账。一不犯法，二不违纪。”
马冬梅咽了口唾沫：“那要是……人家还是不给呢？”
“那就让你的人天天去。”李承霄嘴角微微一扬，“人嘛，都有个面子。你天天堵在他单位门口，他还能坐得住？”
马冬梅沉默了半晌，然后抬起头，眼底有了光亮：“行。李书记，我回去就安排。”
“去吧。”李承霄摆摆手，“记住，别动手，别骂人，就静坐。喝他的水，吃他的饭，把欠条亮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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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冬梅回到厂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
办公楼里冷冷清清，机器早就停了，车间大门锁着锈迹斑斑的铁锁。几个老工人蹲在传达室门口抽烟，看见她回来，远远地招呼了一声：“马厂长，会开得咋样？”
马冬梅没答。她径直走进办公楼，召集了班子成员，把会上的结果一五一十说了。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副厂长郑国祥狠狠砸了一下桌子：“这帮人！红光厂死不死他们根本不在乎！”
工会主席赵大姐红了眼眶，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只是反复念叨：“八百多人呢……这年还怎么过……”
马冬梅看着他们的样子，忽然想起了李承霄的话。她把欠条的事说了。
郑国祥抬起头：“要债？”
“对，要债。”马冬梅说，“方案不批，我们就先要债。欠我们的钱，总要还吧？”
赵大姐擦了一把眼睛：“我去。我嗓门大，骂人不带脏字，他们受不了。”
郑国祥也点了头：“我去找几个老哥们，门卫拦不住的那种。不过先说好，要回来的钱，一分不少全发工资。”
马冬梅点头：“按比例发。要回来多少，先发拖欠的工资。干部放在最后。”
当天晚上，讨债名单就拟了出来。第一批讨债队由赵大姐亲自带队，挑了厂里出了名不好惹的几个妇女，又配了几个能说会道的老供销。
出发前，马冬梅把一摞欠条复印件和催款函交到赵大姐手里：“大姐，李书记说了，别动手，别骂人，就静坐。喝他的水，吃他的饭，把欠条亮给他看。”
赵大姐接过东西，啐了一口唾沫在手上搓了搓：“你放心。老娘活了大半辈子，什么泼皮无赖没见过？他不给钱，我就坐他办公室门口织毛衣。我看他丢不丢得起这个人。”
三天后，第一批讨债队回来了。
四十多万的欠款，要回来四万二。差旅费花了三千多。赵大姐气得坐在厂门口的石墩上骂了半小时的娘。对方单位一会儿说领导出差，一会儿说账上没钱，一会儿又说欠款有争议。她们在人家传达室门口坐了整整两天，最后那单位的财务科长从后门溜了，只扔下一句话：“先把你们的账目明细拿来，我们再核实。”
“核实个屁！”赵大姐拍着大腿，“白纸黑字红章，还核实什么？就是想赖！”
马冬梅把要回来的四万多块钱发了一部分工资。每个人拿到手的不过几十块钱，但至少让工人们知道，厂子还没死透，厂长还在想办法。
她把每一笔讨债的情况都记了下来——哪家单位欠多少、去了几次、对方怎么推诿、实际要回来多少。账目明细、来回车票、住宿发票，全部归档，一式两份。一份留厂里，一份她亲自送到县委。
李承霄翻着她送来的材料，从头看到尾，一句话没说。
马冬梅站在办公桌前，神色疲惫但腰杆挺直：“李书记，我们还会继续要。省内欠款的单位还有好几家，我们一家一家去。”
李承霄合上材料，语气里多了一丝不容置疑：“不管要回来多少钱，先把工人过年的钱发下去。这事你必须亲自盯着，一分不许挪用，也不许拖到年后，按人头均分，哪怕一个人只发一百块，也让工人们把年先过了再说。”
马冬梅张了张嘴，想说这点钱根本不够，但看着李承霄的目光，她把话咽了回去。
“好。”她用力点了点头，“我这就去办。”
走到门口，李承霄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硬：
“马冬梅，这钱你要是敢挪用一分，或者拖到年后，我就把你和红光厂，一起钉在清阳县的耻辱柱上。”
马冬梅身子一震，没敢回头，只重重地“嗯”了一声，推门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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