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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4月6日，星期四。柏林，普鲁士战争学院，一号作战室。常德胜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端着个白瓷咖啡杯。
他咂了一口，心说：这战争学院里的咖啡，味道跟他娘的加班喝的速溶强不了太多啊！
作战室内的长条桌子两边坐满了人——八个学员，加上几个德国教官。
桌子顶头的“小毛老师”，这时候已经起身发话了。
“诸位，第一阶段推演已经结束。今天，我们不谈具体的兵力部署，不论战术细节。我们只讨论一件事......”
他顿了顿，目光在常德胜和东条英教脸上扫过。
“逻辑！”
“请双方代表，分别阐述己方计划的逻辑精髓。”小毛奇说，“但有个规矩——要尽可能站在你们所扮演的角色的立场上进行阐述......对于一位总参谋部的精英参谋而言，站在对手的立场上思考和制定假想计划，都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常德胜眼皮跳了一下。
这“小毛老师”还挺能说的，明明是在拱火，居然说得那么冠冕堂皇，怪不得历史上能当总参谋长呢！
......
先说话的是东条英教。
这个“柏油桶状”的日本人站起来，先朝德国教师爷们微微躬身，然后转身，面朝着常德胜这边——但他看的不是常德胜，是桌子中间那张巨大的朝鲜半岛地图。
“如果我是清军统帅，”东条英教开口说着普鲁士腔的德国话，“如果汉城突然受到日军主力的威胁，我会放弃汉城......”
常德胜端着咖啡杯的手，停在了半空。
“而清军在朝鲜的优势，不在兵力，不在火器，甚至不在海军......”东条英教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去，从仁川划到汉城，再从汉城划到平壤，“在于宗主权，在于百年积威，在于朝鲜人心中的恐惧，尤其怕清朝的铁骑！”
他抬起眼，看着有点发呆常德胜。
心里那个得意啊！
姓常的，被我说破底牌了吧？
他接着道：“淮军骑兵，在朝鲜是政治符号。他们不需要打赢，只需要出现。出现在全罗道，出现在庆尚道，出现在忠清道，每出现一次，就是在告诉当地的朝鲜官员：大清还在，王师还在，你们要是敢投日本，等着秋后算账！”
常德胜脑子里堵着的那根筋，一下就给打通了。
他之前想的“消耗战”，是战壕+铁丝网+机关枪+迫击炮的“静态战争”，是军事上的消耗战。可东条英教这话，点的是另一条路......
“这他娘是个找包工头垫资的玩法啊！”常德胜心里嘀咕，“骑兵是甲方项目经理，朝鲜官员是包工头，朝鲜百姓是工人......工程款得包工头和下面的工人一起来垫......”
“所以，”东条英教的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了三下，“我会护送朝鲜国王北狩平壤。以国王名义，下诏勤王。然后，以骑兵小队护送亲清官员，分赴八道，建立反日政权。”
他说得极慢，一字一顿，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波动，似乎对于清军可能的对策，早就有了对应的办法。
“日军每占一地，就要分兵守备，就要镇压叛乱，就要安抚民心。而清军，以朝鲜之粮，养朝鲜之兵，耗日本之国力于无穷。”
他顿了顿，补了最后一句：
“这样的战场，就是一片烂泥潭。”
......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常德胜放下了咖啡杯。
而他脑子里则在翻江倒海。
骑兵……还能这么用？
不是冲锋陷阵，是耀武扬威。
不是杀伤敌军，而是当成移动的天朝门面。
这样就能把是把大清的消耗战，转变为朝鲜的消耗战......
他抬起头，看向东条英教。
“不错，”常德胜心里打着算盘，“这招得记下来......也不一定非上骑兵，关键是要把打日本鬼子的‘大工程’发包给朝鲜官员和百姓，再让他们自己垫资抗日。高，实在是太高了......”
......
现在，轮到常德胜了。
他站起来，先朝德国教官们点了点头，然后转身，面朝东条英教。
“如果我是日军统帅，”常德胜开口了，声音比他预想的要稳，“我会在外交麻痹的同时，暗中集结舰队。以护侨为民，于仁川实施登陆。”
“然后，”他顿了顿，“兵贵神速，不宣而战......突袭汉城！”
他看见东条英教的呼吸，突然滞了一瞬。
“以最精锐的联队，直扑汉城。不在城外纠缠，不惜代价，破城，擒王。”常德胜盯着东条的眼睛，“战争之目的，非杀伤敌军，乃屈服其国。擒其王，则国乱；控其都，则令不行。”
东条英教垂下眼，死死看着桌面。
他手里捏着支铅笔，铅笔尖在纸上重重戳着。
常德胜心里冷笑。
戳吧。
你越戳，说明你越慌。
“控制国王后，”常德胜继续说，“立即扶植亲日政权，签署‘改革条约’，从法理上，瓦解清国在朝鲜的宗主权。”
他顿了顿，补了最后一句，用的是中文：
“此乃擒贼先擒王也！”
......
会议室里，更静了。
静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常德胜坐下了。他端起凉透的咖啡，又喝了一口。很苦，但很提神。
桌对面，东条英教还低着头，看着那个被他用铅笔戳出来的黑点儿。
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常德胜猜得到。
“不宣而战”、“破城擒王”——这几乎就是日本军部那帮激进派，私下里讨论的最冒险，也最可能一锤定音的打法。
历史上，他们就是这么干的，而且还成功了！
迟钝的北洋和袁世凯，就那样眼睁睁看着一个混成旅团的日军开进汉城......实际上，从日军大军开进汉城的那一刻开始，甲午战争就已经输一半了。
可现在，这个甚至还没有被日军军部制定出来的冒险计划，却被一个清国北洋武备的留学生，在柏林的作战室里，一字一句，说了出来。
如果清国对此早有预案……那日本怎么办？
会不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
更激进，就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也更容易打败仗！
......
打破沉默的是小毛奇。
这个拱火成功的家伙，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眼睛在常德胜和东条英教脸上来回扫。
“有趣，”他的声音里带着点玩味儿，“两位似乎都认为，这场战争的胜负手，在于汉城与朝鲜国王的归属。不过......这场战争不会在一次交锋后就结束。对吗？”
常德胜和东条英教，几乎同时点了点头。
既然双方都预判到了对方的行动，那就没有什么速决的可能了......
会议室里，所有德国军官，小毛奇、戈尔茨、兴登堡这几个校官，还有战争学院的院长勃劳希奇中将，都抬起了头，看着这两个东方人。
他们都明白，自己正在目睹的，不是推演，不是作业。
而是未来的预演。
是未来东亚战争，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
“那么，”小毛奇坐直了身体，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如果战争如二位所推演，进入了第二阶段......”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
“如果清国成功在平壤站稳脚跟，并试图将朝鲜全域拖入消耗战。而日本，则试图将战火烧向清国本土，甚至逼迫其首都......”
他问：
“谁，更有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为什么？”
常德胜心里暗骂一句，这问题真他妈的诛心啊！小毛奇真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是吧？
居然提出了“日本试图将战火烧向清国本土......”
不过这也说明德国佬已经认真考虑“押注”大清，或者说是北洋的问题了......
他清了清嗓子，先开口了。
“阁下，”常德胜说，“消耗战的胜负，不取决于火器，不取决于舰队，甚至不取决于将领。”
他顿了顿，看向小毛奇。
“而是取决于国家，或者说，国民，对战争所带来的痛苦的承受能力。”
小毛奇挑了挑眉。
“而要评判承受力，则需要了解历史。”常德胜继续说，“敝国在三十年前的太平天国之乱中，损失人口超过一亿，战争持续十四年，朝廷最终戡平大乱。而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萨长联军一战于乌羽伏见，幕府武士便土崩瓦解。”
他看向东条英教。
“敢问，此二者，何种体制更能承受长期战争的痛苦与损耗？”
东条英教没说话。
但常德胜看见，他的嘴角浮出冷笑。
“因此，”常德胜转回目光，看向德国“甲方”们，“消耗战的本质，是国力与意志的比拼。日本或许能在第一回合，凭借突袭占优。但将战争拖入第二、第三回合......”
他停了停，一字一顿：
“胜利，必然属于更能吃苦、更能流血的一方！而四万万人，必然比四千万人，更有持久和消耗的本钱！”
他坐下了。
他的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中国是个巨人，可能笨拙，可能迟缓，但血厚，耐久。日本是个刺客，可能很锋利，很敏捷，但后继无力，一击不中，越打越疲软。
他要让德国人相信的，就是这个理儿......虽然，这理儿并不太真。
......
东条英教站起来了。
他先朝德国教官们鞠了一躬，然后转向常德胜。
“阁下，”他的声音还是很沉，但多了几分锐利，“历史亦证明，清国政府在核心区域遭受直接打击时，会迅速寻求妥协。”
他抬起眼，看着常德胜。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兵临南京，清廷求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联军攻入北京，皇帝北狩，清廷同样求和。”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
“这不是国家承受力的问题，而是统治者的决心问题。”
常德胜心里骂了句娘。
这日本人，真他娘会抓痛点。
“当战火烧向直隶，威胁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根基时，”东条英继续说，“他们优先考虑的，将是保全朝廷，而非国家疆土。”
他看向德国教官。
“日本明治维新，举国一心，天皇与国民同休共戚，国家意志坚如磐石。清国则是少数旗人贵族统治数亿汉人，其首要目标，是维护自身特权统治。”
他停了停，最后一句，带着些嘲讽：
“消耗战若持续，国内的汉人是否一直愿意为满人的朝廷流血牺牲？而清国内部的矛盾，恐怕将因为对外战争的失利而爆发。”
他说完了，坐下了下来。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德国军官们，有的皱眉，有的沉思，有的交换眼神。
常德胜的话，很有道理。
东条英教的话，也有道理。
一个在说“国家”和“民族”的承受力。
一个在说“朝廷”和“统治者”的承受力。
谁对？
不知道。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眼前这两个东方学员，都是出类拔萃的军人。
......
常德胜这时又站起来了。
“阁下，”他看向小毛奇，也看向其他德国教官，“东条君所言，不无道理。但有一点，他或许忽略了。”
“哦？”小毛奇抬了抬眼。
“日本能否攻入直隶，威胁北京，”常德胜一字一顿，“不取决于日本的决心，不取决于直隶的防御，甚至不取决于大清的抵抗意志。”
他停了停，让每个字都沉下去。
“而是取决于大英帝国的意志。”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针掉。
“英法可以做的事情，”常德胜的声音冰冷，“日本，不可以做。”
他看向东条英教。
“因为远东的均势，是大英帝国的底线。日本若想复制英法联军的故事，首先要问的，不是大清准不准，而是伦敦准不准。”
他转回目光，看向德国教官。
“而只要北京不受威胁，”他最后说，“大清对于战争痛苦的承受能力，几乎是无限的。”
他说完了。
坐下了。
端起咖啡杯，发现里头已经给他喝完了。
他放下杯子，心说：得，该说的都说了。投资不投资的，看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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